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回顾及思考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预示着21世纪初我国将把开发的重点放在西部地区。其实，中国西部地区在历史上曾有其兴盛辉煌的一页，西部地区的发展兴衰历程值得人们回顾和思考。

中国西部地区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在新石器时代，中国西部地区的大溪文化、大墩子—礼州文化、马家窑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仰韶文化的影响较大，说明当时东西部的发展差距并不大。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夏商周三个王朝的中心横跨黄河流域的今晋、陕、豫、鲁等省，东西差距也不明显。春秋战国时期，西部的秦国在耕战背景下统一了中国，建立了秦王朝。

秦汉三国时期，西部的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都是经济社会较发达的地区，先后被称为“天府”。关中地区曾是秦代和西汉时期的政治中心，故《史记》称“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今陕北和内蒙古鄂尔多斯交界的毛乌素地区，当时水草丰美，有较多重要的城镇。从关中以西，汉代的丝绸之路十分通达，有“胡商贩客，时见于塞下”之称；丝路两旁农牧兼营，河西、西域地区屯田众多；丝路上城镇繁荣，如楼兰、精绝、且未、鄯善等十分知名。汉代成都平原由于有都江堰工程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汉代以成都为中心，开发“西南夷”地区，设立郡县，“募民屯田”，也取得较大成绩。

唐代前期，中国西部地区经济仍然有重要的地位。关中地区为中国政治中心地区，而陇右一带“闾阎相望，桑麻翳野”。有研究成果表明，唐代西北屯田达584屯，西北地区占全国10％的小农提供了全国90％以上的“和籴残粮”，故史载“入河湟之赋税满右藏”是形成国库“财宝山积”的一个重要原因。唐代有“扬一益二”之称，说明益州成都一带仍然是经济与文化发达的地区，可与长江下游的扬州相提并论。

安史之乱后，西北社会经济受到严重摧残。宋代特别是南宋以来，中国经济中心开始移向东南地区。中国政治和文化中心也随之转移。中国西部地区的政治经济地位开始大大下降。宋虽然仍刻意在西北营田，但由于党项等民族阻隔，加上生态环境恶化，河流改道、断流，沙漠化加重，重开的青唐道又多有不便，丝路一度受阻。同时，由于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南方海上丝路日益繁荣，逐渐取代了西北丝绸之路的地位。在西南地区，四川的经济地位曾十分重要，成为宋王朝的一个重要粮草供给地。但宋在四川划大流河与大理为界，偏安一隅，政治上在西南的气度已经不如以前。

南宋末年和元代末年的四川战乱，对四川社会经济的影响尤大，唐宋逐步形成的经济基础和人文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但元明以来在云南、贵州设立行省，将云贵高原并入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之下，有利于云贵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明代的洪武大移民，对西北陕西、甘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后期关闭嘉峪关，对今新疆一带的控制相对削弱，对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多有负面影响。

明清以来，东西部地区社会发展的总体差距拉大。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十分快。元明清三朝出于戍边的需要，虽不断在西北地区和西南边疆实行屯田，解决军用，救济饥民，掀起开发高潮，但东部地区的发展更快，西部地区的政治经济地位明显下降。清代前期在河西和北疆大规模移民屯田，西北地区出现了一个开发高潮。但道光以后外国侵略势力入侵，移民垦殖业受创，屯田荒废，在干旱和风沙的影响下，沙漠化推进明显，适合人类基本生存的环境地区减少，西北许多地区走向一种生态性贫困。明末农民起义的主要发源地是在西北和西南，不能不说与这种生态性贫困密切相关。清代的“湖广填四川”，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大量移民进入垦殖，也形成一个开发高潮，出现“低山尽村庄，沟壑无余土”的格局，对于四川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一度有积极的影响。但随之而来的人口密度大增，山地垦殖风潮乍起，水土流失严重，西南地区农业生态环境逐渐恶化，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走向一种结构性贫困。

新中国成立初期，近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只占10％，但在这10％的近代工业经济中70％都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西部地区仍十分落后。由于面临的国际环境十分恶劣，国家将工业重点投向西部地区。特别是60年代的三线建设，大量厂矿内迁，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前形成的工业布局，使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有所减少。改革开放20年来，按照梯度理论，重点开发东南沿海地区，在政策扶持、资金投向等方面向东南地区倾斜，极化效应和回流效应十分明显，中西部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近4000多年来，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地位不断下降，既有其自然因素，也有其社会因素。

（一）气候影响。近5000年来，中国的气候总的来看是日趋干旱，这在西北部地区表现尤为突出。明清时期中纬度的黄河流域普遍干冷，自然灾害频率增大。在西北地区，干旱与沙化趋势特别明显，水资源尤为缺乏，对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影响都很大，特别对传统农牧业经济影响明显。汉代丝绸之路的繁荣和唐代陇右道的兴盛，是与当时气候相对湿润而河流水量充沛有关。当这些条件日趋恶化时，丝路就衰落了。

（二）区位与地貌的影响。内陆区位与海洋区位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明显的。一般而言，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条件下，内陆土质松软的地区更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沿海经济便在交通、资源等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唐宋以来的西部社会经济衰落和东部社会经济的大发展，正是体现这一种趋势。西部地区地貌十分复杂，高原、山地、盆地、丘陵、平原各种地貌都存在，而以山地为主体，在传统农业社会里，交通闭塞、信息不灵、土地资源不足，都会造成社会经济的落后。

（三）人口密度和人口质量的影响。人口密度和人口质量是西部地区落后的一个关键因素。在西部经济的发展中，人口的作用十分明显。西南地区人类最先生息劳作的地区多是近江的台地平坝地区。中古时期，一些地区随着人口的增加开始了丘陵梯田运动和部分山地的田运动，但由于当时人口密度不大，实行一茬轮歇制的耕作方式，对农业生态的破坏并不严重。明清以来的“湖广填四川”，大量外省人口迁入，马铃薯、玉米、红薯等高产旱地作物的传入，致使人口膨胀成为可能，进一步强化了固定的陡坡旱地垦殖业占主导的农业经济结构。当人口进一步膨胀后，土地资源与生产结构矛盾突出，技术进步的诱发机制表现不足，农业生态破坏严重，农业产出减少，形成恶性循环。进入到工业经济时代后，这种格局一旦形成，由山地生物多样性而来的产出多样性优势往往利用不足，形成了一种人与资源不协调的结构性贫困。西北地区历史上虽然总的人口密度十分低，但由于人口多是居住在关中平原、黄土高原的台地和极少数沙漠绿洲，所以相对人口密度仍然较大，人口分布呈现不平衡的特点。在传统社会里，人口密度越小，技术创新的诱发机制便越明显，但由于恶劣环境带来的总体经济落后，又制约了技术创新的诱发机制。由于历史的因素，早在宋代中国文化中心即东移南迁，西部文化落后，而受中原汉民族发展的影响，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比例尤大。除了人口密度问题外，人口质量低也是一个制约发展的瓶颈。人口质量首先表明在教育水平差，如民国初期，贵州一省的教育经费只等于江苏吴县的教育经费的一半，教育落后可见一斑！

开发西部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笔者提出以下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重视环境保护，将发展与治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历史上西北地区水资源匮乏和沙漠化、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西南地区的山地水土流失、喀斯特地貌的土地缺乏、工业化时代的生化污染都是制约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因素。在即将到来的西部大开发中，完全可以超越传统模式，在高科技的支持下将开发与治理同步完成。实际上西部地区的水利、生物、矿物资源十分丰富，但传统的开发模式显然难以越过生态环境破坏的这一关。这样，以高技术为手段，将保护与开发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地发展西部地区经济就十分必要。

（二）针对不同环境的贫困成因，制定不同的开发方略。西部各个地区形成贫困的成因并不完全一致。西北地区总体来看生态性贫困更明显，传统资源相对贫乏。水利建设在历史上的西北开发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样，在西部大开发中加强水利建设，注重植树造林，防止土壤沙化，保护水资源就十分重要。西南地区的贫困原因复杂，也存在一些生态性贫困，但更多的是开发方式与资源的错位而带来的结构性贫困。这样，调整产业结构比例在西南地区显得更为急迫。目前主要是要将清代中叶以来形成的旱地陡坡垦殖为核心的农业产业结构加以调整，强制性退耕还林。

（三）注重地理位置与环境变化问题。虽然我们进入了工业化时代，地理位置与气候问题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相对减弱，但是在仍需考虑环境成本、区位成本的今天，一方面我们对生态环境差、地理位置十分闭塞的地区的投入要十分谨慎，一方面我们仍要注重西部地区的水利、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

（四）充分重视民族问题在西部开发中的作用。汉代以来，在西部开发中与匈奴、回纥、吐蕃、南诏、大理、西夏等民族和民族政权的关系是西部大开发中的重要因素，有时甚至是起决定作用的原因。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众多，而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往往是贫穷落后的地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便成为西部开发当务之急。

（五）制定西部开发推进的特殊政策。历史上许多朝代都给西部地区以指令性政策优惠。如元代在西北屯田，“无力者给以牛具、农器”，明代屯田西北也实行“永不起科”的政策。清代鼓励湖广等省移民入川垦殖，先是3至5年才起科，对于山地则6至10年才起科，有些地方甚至“永免升科”，官府还发给牛种、口粮等。当前西部地区开发中关键是建立国家指令性东、西部补给政策、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力度、在加大农业投入条件下减免一些农业税收、理顺能源和原材料工业产品与加工工业产品的价格差等。